“结石宝宝”父亲郭利十年后首发公开信再提追责:带着孤独去战斗

   郭利的衣服是自己做的,印着他画给女儿的画,父亲牵着女儿往前走,背上的白色画板上写着:家?无家可归者。     广东省高院的水印,在衣服上清晰可见。郭利改判无罪后,高院将画存进了档案。     衣服背面是张合影,郭利和许多商界精英站在一起,他曾在这个国际注册商业房地产培训做翻译,身处人群中最显眼的位置。     一前一后,代表着他两种人生:曾是业界有名的同声传译,出入各种高级宾馆和外企会场;十年前“三聚氰胺”事件爆发,身份从此在“结石爸爸”“敲诈罪犯”和“维权斗士”中转圜。

  郭利仍然走在维权的路上。七月末,郭利计划向社会发布一封公开信,讲述十年维权之路,公开追责相关责任人,获取应有的赔偿。     当年浩浩荡荡的毒奶粉受害者,早已各自回归正常的生活,只有郭利尚在事件的余波里。回过头看,即使提前知道维权为他标注的价码,他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,在世俗的正确和他认定的真理之间,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犹豫的时候。     存在与缺席     每天早晨起来,郭利用开水泡一碗麦片,兑一杯牛奶,算是早饭。奶粉是托朋友从国外买回来的,“几欧元一袋,很便宜”。     中午自己做饭,菜是前一天买的,市场临近收摊时,会卖一些处理的菜,“把一些地方削削就行,一样。”     五年牢狱,他变成一个低欲望的人。以前每餐四五个菜,现在只要两个素菜,很少吃肉,“能把自己的欲望控制住,才是高人。”     午后会去公园,太阳照在脸上,郭利感觉舒适。七月的炎热夏天,别人都在树荫下乘凉,他专找有太阳的地方,帽子一摘,完全曝露在阳光下。在监狱里,常年见不到太阳,地是湿的,墙是潮的,梅雨季节,被子也是湿润的,衣服永远晾不干。     刚出狱的时候,走在路上会摔跤,郭利买了一根登山杖。后来去医院检查,五六种慢性病,身体一些功能也在衰竭。现在他每周去医院两次,复诊开药,“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健康的,实际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。”     坐在公园里,总是很容易陷入和女儿的回忆。当年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,女儿是郭利独自带大的。每天饭后,他会带她到公园玩。公园前面有个小坡,坐着推车从坡顶滑下去,是女儿最爱的游戏。推车每经一级台阶,“咯噔”一下,女儿就会笑一次。     公园和滑坡还在,这段父女关系最亲密的时刻已经过去。     不久前有过一次偶遇,那时他已经一年半没见过女儿。完全没想到的是,在和代养人(孩子姥姥)说话的间隙,女儿跑开了。郭利愣在路上,没有追上去,“怕吓着她。”     代养人告诉郭利,有一次女儿的同学问起,“你爸爸是不是叫郭利,我看到他的节目了。”那次以后,郭利事件资料整理成册,让代养人转交给她,“据说她没有打开,扔进了抽屉。”     在郭利和雅士利的博弈中,他和前妻一家站在对立面,“她可能会觉得,在我和长大的家之间,她需要做出选择”,郭利试图理解女儿。     他也希望女儿某天能理解,虽然在她成长期的缺席,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她。“陪伴和维权她的权益,我只能选择一个。她知道我做过这件事就行了,她的父亲没有退缩,没有惧怕。”     是与非     2008年的“三聚氰胺”事件,不过是郭利人生转向的一个开始。     在这场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中,3000万婴幼儿被波及,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达30万。当时的受害者补偿方案是: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,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,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。     郭利得到了40万赔偿,是普通赔偿的200倍。一时之间,他成了众所周知的“维权斗士”。北京电视台播出郭利的采访,节目名为《一个男人,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》。     不久以后,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,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。相约见面的时候,对方来了两位代表,态度恳切,提出愿意再度赔偿。     整件事在程序上合理合法,郭利没想太多。     后来坐在审讯室里才知道,谈判第二天,雅士利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,称郭利“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,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”,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。     报案以后,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利沟通,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,“写得越感人、越深刻,拿到的额度就越高”。双方最终达成300万的赔偿金额,签下赔偿协议。     事后郭利无数次分析,雅士利为何这么做。这笔赔偿对他们来说,并不是大的数目,也许是媒体报道让他们感到某种威胁,也可能是自己的“胜利”挑战了一个大公司的自尊心。     一段公开录音显示,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人说,“一定要把他逮住,搞死他”。     2009年7月,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,提前守候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,将郭利抓捕。第二年,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,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。     郭利拒不认罪。家人从北京去看他,飞机倒汽车来一次,只能接见二十分钟。记不得第几次见面的时候,父母劝他认罪减刑,说了不到五分钟,郭利说你们回去吧,转身走向牢房。     派去给郭利做思想工作的,都被他挡了回去,他有条不紊地讲法律条款,阐述自己的罪名不成立的原因,对方往往被他说得哑口无言。     郭利知道聪明的做法是,先认罪减刑,然后出来翻案,“在诱惑和是非面前,我认是非。可能我确实很愚蠢,选择把牢底坐穿。”     差异     2014年7月,郭利坐满5年牢,刑满释放。出狱后的三年,为了搜集证据,郭利在北京和广东之间,来回无数次。     2016年8月8日,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,郭利没请律师,全程自己辩护,案件的各种证据,法律的规章条款,他早已倒背如流。第二年4月,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,改判郭利无罪。     走出法院,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,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,郭利回答:“我没有感谢的人,我也不激动,除了悲愤,我很平静。”     从奶粉事件发生,郭利感觉自己在一条黑暗的甬道踽踽独行。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,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已经转行,过去的朋友也已经所剩无几,父母虽然为他担心,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也曾反复犹豫。     更不用说,郭利在搜集证据的时候,发现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声明。声明上赫然写着: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,并无任何症状表现;反对郭利的做法,坚决不参与此事。     郭利曾经为此愤怒,本应为女儿协同作战的前妻,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。但他也试图“合理化”前妻的行为,“她受到对方威胁,加上她不懂法,认识有限,性格里有不坚定和得过且过的部分。”     “我不一样,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。”在郭利看来,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。     事实上,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法院无罪判决,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。但对于郭利来说,“如果这是一个工程,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。”     奶粉事件中不乏追究者,但没有人愿意死磕下去,赔上全部的生活,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。但对郭利来说,公道和正义是人的安身之本,他不得不为此付出全部。     郭利继续走在维权的路上。他最终的诉求是,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,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。     “这也是震慑造假的人,那些假酒、假药、假奶粉的厂家,应该知道造假的代价,不是几千几万块钱,就能把一件事情铲平。”     权益     维权艰难一直是行业共识。郭利曾找过一位业内知名律师,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,对方答复: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翻过一个案。你还用我帮什么忙,我还想请你帮忙。     郭利还曾在一堂公开课里,听一名法官讲维权故事,说有次在超市买洗衣液,使用以后发现有问题,应该是假冒伪劣物品,但售货超市拒绝换货,要求提供包括质检报告在内的各种繁复材料。法官听完,出门洗衣液丢进超市门口的垃圾桶。     郭利至今记得,那个法官在这堂维权公开课的最后说,“作为一个高级法官,我没有维护我自己的权益,让这些造假的人逍遥法外,何况是普通的消费者。因为有时间,有成本,你也不一定能赢。     郭利不认同这种态度,”如果我是他,我会把洗衣液送去检测。“在郭利看来,这不是和一桶洗衣液较劲,揭露制造假货的厂家,也维护了更多的消费者。     在郭利看来,多数人的隐忍和不作为,是大环境越来越糟糕的原因。”很多人觉得事不关己,或者有侥幸的心理,但当事情降临到了他头上,就会理解我在说什么。“     郭利记得,案件再审法庭上,检方表示:”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,国家鼓励和支持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一切行为进行合法监督。大众媒介有权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予以揭露。因此郭利声称的向媒体曝光厂家黑幕的手段合法、合理。“     消费者有合法权益,许多事情本来可以解决,但大多数人却自动放弃、主动妥协。     他想起刚进监狱不久,发现狱里的菜叶从来不洗,大家心里不乐意,但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。郭利写了一封信汇报上去,反应这个情况,下一次送过来,菜叶果然洗干净了。     所有人都很震惊,他们从来没想过,在监狱可以提出要求。     正义     这样的个性,贯穿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    郭利的家门曾被人用胶水封死,问了以后才知道,这栋楼经常停水,邻居们找居委会,居委会把问题归结到住在一楼的郭利家,认为一定是他长时间不在,关掉了家里的水阀。     整栋楼有七层,郭利挨户了解情况,然后去自来水公司,查出停水的根本原因。他还把居委会的人组织起来,到自来水公司听讲座,”什么叫断水,什么叫断流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,技术人员讲得明明白白。“     郭利至今没有换锁,每次翻窗进出。有人劝郭利把锁换了,但他要找相关责任人解决,”许多问题是无知造成的,居委会拧麻花,派出所和稀泥,不明真相的群众会听信谣言,进而做出过激的行为。     处事较真,凡事追求公道正义,郭利身边的人看来,他的个性一直如此。     过去做同声传译的时候,一些同事被克扣翻译费,只要是他认为对方理应支付,都会去帮忙要回来。曾经前妻在商场买的双凉鞋,穿了没几天就坏了掉了,商场拒绝退货,郭利给对方讲了三小时的消费者权益,最后成功把鞋退了。     让代养人担心的是,郭利女儿性格非常像他。爱打抱不平,甚至会在公开场合批评一些错误的做法。有次老师冤枉了同学,没有学生敢说老师错了,她主动站出来,让老师给同学道歉。     “我的孩子应该这样”,郭利说。他并不要求女儿接近他的性格,但他认为这代表女儿有自己的思想,不是人云亦云的人。他设想如果有机会教育孩子,他或许会充当她人生“顾问”的角色,但不会妨碍她的任何决定。     郭利希望女儿成为一个自由的人,真正有正义感的人,至于她最终能否理解自己,倒是次要的事情。